近日中科案的法院宣判引發軒然大波，廠商與部份官員將矛頭指向環評制度，認為環評制度是讓「少數環評委員決定台灣的經濟政策」，直指目前冗長不穩定的環評制度是經濟發展的負面變數。
現行的環評制度當然有許多缺點，但是這些問題的成因，並不在於環評委員不食人間煙火；而是政府機關並未執行國土與污染總量規劃，也很少盡到事先的把關工作，卻把所有個案的審查都一股腦兒推給環評，環評當然變得冗長而無效率。而歷屆政府在最後時限為求「效率」，皆採取在檯面下運作的限期策略，最後再以各項但書逼環評委員「有條件通過」，而事後的追蹤，根本就乏人聞問。
從理論上說，國光石化、面板業是否需要發展，是一個工業政策的問題，必須要先在政策上做出政策上的影響評估，除了針對該產業的重要性做出評估外，也應該對中台灣的用水與環境容受力與地方產業規劃一併考量。中央單位必須先有統籌規劃的能力，才能開放土地與建照給廠商。但是目前的制度是讓各地方政府自行去競標招商，然後再把責任推給環評委員，讓環評委員承受壓力。就以國光石化所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來說，這是國光石化的致命缺點之一，但是政府卻沒有相關機構來處理該議題，溫減法也持續躺在立法院遭受杯葛，導致環評委員提出的質疑如同狗吠火車，如此環評自然沒有效率，因為問題無法透過制度解決。
近來許多大型開發案，在土地成本考量的情形下，地方官員多半採取徵收農地與找台糖割地的方式提供便宜土地給廠商，這些地方通常都是重要的農地或濕地，因此不難想見會在環評遇到阻礙。而在這些地區設廠，一定也會遇到水電供給問題，目前水利署在中台灣都是以急就章的方式來幫這些開發案找水源，舉凡湖山水庫、大度堰、集集堰等一連串取水行動，根本是竭澤而漁的作法。如果連相關的政府機構都無法就其職務把關，所有的責任當然就只好落在環評委員身上。
以國光石化來說，國光石化的環說書，被環評委員評為「有史以來最爛」，這跟國光石化一直未能選定地址，所以無法進行當地的生態研究有莫大關係；但是，一個規劃十餘年的投資案，被嘉義、屏東、雲林等地拒絕，導致十多年來無法通過環評，難道我們不用思考「這個產業真的適合台灣、適合彰化」嗎？事實上，環評是一種警訊指標，當開發案久久無法通過環評，就代表案子本身存在重大的爭議，此時其最佳方案便是重新檢討該案；如果硬要以「加強行政效率」為名蠻幹，必然會引發各種苦果。這次中科三期的法律訴訟事件，就是蘇貞昌施壓環保署長張國龍所導致的結果，而後來的沈世宏署長也數度罔顧法院判決的好意提醒，執意與法院對抗，也因為這些官員當時的一念之差，才導致今日的危機。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當時內閣中的永續會扮演了環境規劃角色，國光石化當時在此階段就遭擋駕，但自從出身環保的葉俊榮委員離開此一職務後，永續會名存實亡，這也是後來引發環評爭議的濫觴，後來有太多根本就沒資格進行環評的案子，最後不但進到了環評，而且還被要求儘速通過。因此環評若是有錯，其實是錯在中央部會不盡協調規劃之責，而放任廠商與地方政府把各項開發案直接丟給環評委員。把錯怪罪給環評，就好比塞車時怪罪交通警察一樣無稽，因為路線規劃、車輛總量管制等政策才是解決交通問題的答案，交通警察只是最後的執行防線。
2011年8月2日 星期二
環評無罪，錯的是政府的規劃能力
大埔與白海豚是民主的程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
話說最近有一些大快人心的環境爭議事件，聯合報系希望將這些環保訴求視為是對經濟開發的阻礙，所以寫了一些狗屁倒灶的文章，於是我投書去反駁，不過人家不刊..哈，那我就在此公布文章吧！
看鐵壁文章之前，請先看聯合報下方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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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閱讀貴報昨日社論「逼誰出走，鴻海還是白海豚？」，筆者深覺難以苟同，因而在此分享觀點。
該社論的觀點有二，一是認為「招商投資」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二是認為台灣不應該任由「二」來宰制「九十八」，換言之，少數的權益不應當影響多數人的發財夢。很可惜的是，這些敘述都與事實有所背離，作者也曲解了這兩件事情的本質。大埔與國光石化這兩項議題，除了資本家之外，其實真正應為負責的是國家的粗暴與無能；因為我們要求的，只是國家與企業遵守基本的遊戲規則而已，並非「二」與「九十八」之間確實存在矛盾。
其實在此案例中，二比九十八更值得保護，因為會在乎農地被徵收的農人，才是真正勤苦工作的農民；更何況，所謂的九十八，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九十八，這很可能只是一種短期的民粹逐利現象，被地方發包工程、土地炒作者所把持。
以國光石化案來說，白海豚其實只是最表面的指標，真正的問題是國家與企業根本沒有守法的意圖。在整件投資案中，國家根本未能做好基本的規劃，明明中台灣的水資源已拉起警報，但水利署為了貫徹副總統與吳揆的指示，提出多項不負責的大量取水計畫，甚至違反規定徵調農業用水，可謂帶頭違法的範例。在國光石化的歷次環評中，環評委員已多次表達國光環評報告是「史上最爛」，甚至連顧問公司也承認品質有瑕疵；而環保署長要求興建的白海豚廊道，國光石化也以股東無法接受為由拒絕，由此可見開發單位沒有負起社會責任的想法，只想透過拉攏地方與中央政治人物，以最低廉成本逃避社會責任，但行政院仍要各部會違反專業倫理（例如要營建署停止將大城列為國家級濕地）力挺國光石化，這種失職又與扁政府何異？
而大埔的土地問題，亦是一種國家失職甚至成為加害者的事件。近來的許多大型發展計畫，地方政府都競相徵收農地以便提供資本家低廉土地成本，從中科四期的相思寮、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里，以及這次竹南基地的大埔，都在這種開發至上的氛圍中被犧牲。農民離開土地後所造成的社會公平問題，政府與企業並不關心，心中所想的就是變更地目後的龐大利益。
大埔與國光石化這兩件案子，其實是一個民主社會中最根本的「程序問題」，而非選項問題。這兩件公共議題背後的爭議，是弱勢者的聲音被刻意淹沒，企業未盡他們的社會責任，而只是躲在國家背後，讓政治人物以公權力代為擺平各項困難（環評、土地徵收），弱勢者面臨可能土地被徵收、環境被污染，他們求助無門，政府又棄法律為敝屣。土地徵收條例中開宗明義就提到「土地徵收需基於公共利益」，然而設立科學園區給廠商使用是否為公共利益？縣府於公告期限未滿即施加整地行為，是否又公然違反土地徵收法？而以國光石化來說，在地深受枯水之苦的農民，只要水利署一紙公文，就將他們的水權奪去一日三萬噸給國光，請問他們的權益有誰來保障呢？我們看到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用來保護環境與弱勢者的法律圍牆，被國家所帶頭推倒，只為了滿足短暫的需求，但是對於行為的後果全然採取漠視與盲目樂觀的態度。
這是個價值多元的年代，在公共議題中，沒有一個人可以片面決定何種路線是台灣「唯一的活路」，眾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充分平等的討論，讓更多國民可以理解每個決定的前因後果，如此民主的深度才得以展現。目前在大埔的案例中，表面上看來是一場98:2的戰爭，但其實不然，因為很多農民都是在資訊不明的情況下被地方政治人物連哄帶騙，遂被短期的徵收金所引誘。一年前的中科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初期許多農民對於土地徵收也抱持著人云亦云的態度，因此支持中科的聲浪很高，但是後來舉辦更多的深度討論後，農民瞭解自己有做選擇的權力，也瞭解可能的污染危害，反對中科的在地農民便急速增加了。
因此，請不要把問題簡化為「多數與少數的戰爭」，因為在建立起公平與深度的討論機制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多數。今天所謂的多數只是國家與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威脅利誘產生的假象；唯有先建立一個透明公正的民主平台，讓弱勢者可以真正發聲，我們才有資格談未來的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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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誰出走，鴻海還是白海豚？
【聯合報╱社論】
2010.07.23 02:39 am
深陷批評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問：「台灣是不是沒有我留下來的餘地？難道要逼我們出走？」在此同時，國光石化的環評也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影響了白海豚的廊道，生態人士反對逼白海豚出走。
台灣要逼誰出走？要逼走鴻海，或白海豚？難道多數台灣人都贊同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我們難道不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不論是勞工權益、生態或環保的主張，能否不被操作成反商仇富的社會偏見或政治口號？
資本家有可怕可惡者，如美國華爾街那批肥貓，掀起金融海嘯，吞噬了全球多少庶民的畢生血汗積蓄。但企業家也有可愛可敬者，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社會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經貿命脈與競爭力往往是靠幾個重要廠家維繫於不墜。
台灣的國際政經情勢極度嚴峻。我們要走向「經貿自由島」、建設為「亞太平台」；主要就是要招商募資，築巢引鳳，吸引台資、陸資、外資在台匯聚。然而，台灣雖要「走向世界」，但更重要的卻是「根留台灣」。因此，維持一定規模及品質的製造業尤其重要，因為有製造業才能保留獨特的技術優勢，且有製造業才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然而，招商設廠，尤其是製造業，難免會與勞工權益、區域社會情境及生態環境發生衝突或選擇的問題。以台灣而言，在「福爾摩沙」時代，可謂全島都是天然鹿苑，現在卻只在養殖場才看得到鹿；事實上，只要人類繼續在地球上存在，這類發展與保育的競合過程就不會停止，所以今天我們也才會面對白海豚的問題。
招商投資，當然絕不可付出不成比例的社會代價。但是，在台灣正以全球招商為國家中興政策之際，如果件件重大投資都要面對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的話，台灣還有多少發展的空間？要設生技園區，作家說那是台灣的肺；要設石化廠，生態人士說，別趕跑白海豚；要圈地設科技園區，廿四家農戶說要「死守農業」。這些爭議，見仁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大埔圈地事件，即使百分之九十八的農人贊成賣地，但情勢已由百分之二反對售地者主控。我們不願也無權評論兩方的是非曲直，只是想問：台灣的經濟政策是否將以這種「九十八比二法則」為準據？
回頭說到郭台銘，他在兩岸設廠，至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且勞動條件亦有優於法律規定及其他廠家之處。關於他在對岸廠區發生的種種爭議，恐怕大陸政治及社會的特殊因素才是主因；若謂郭台銘可以做得更好，應可期待（畢竟他加薪了），但若說他是「台灣之恥」，這卻不像是教授們會寫得出來的判決書。君不見大陸的日商工廠也有工潮，難道亦可用「日本之恥」概括？其實，郭台銘也是在西方主控的產業分工鏈中掙扎生存的企業家，他的代工所得僅佔上下游所得的二％而已；兩岸應以這種「二％代工」為恥，但若要數可以稱作「台灣之恥」的人物，不知那些教授們是以什麼排序挑上了郭台銘？
社會與企業家的關係，可謂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鴻海與白海豚這類的選擇，凸顯出企業責任與社會期待的競合關係。有些企業家深受社會嫌惡，如扁政府在二次金改中與財團的勾結，使人深惡痛絕；但是，對於那些正當經營、帶動發展、造福社會的企業家，社會亦應當給他們應有的施展空間，並給予支持與掌聲。
台灣如何起死回生，說到底，就是四個字：招商投資。若要再加一句話，就是：招商投資，將台灣建設為經貿自由島。倘若這樣的看法是對的，倘若這是台灣的活路；那麼，我們至少應給面對全球挑戰的企業家們一個平衡合理的評價，可以督促他們在勞動人權及環保生態上克盡社會責任，但不宜用「九十八比二法則」否定他們，也不要亂扣「台灣之恥」的帽子。
還記得趕走杜邦及拜耳的事嗎？扁政府時代的總統經濟顧問蕭萬長當時稱，那是外商來台投資的「喪鐘」。現在十餘年後「招商」的嬰兒又要臨盆，難道二％的噓聲會蓋過九十八％的掌聲？
鹿港不要杜邦，杜邦跑到中國；宜蘭不要六輕，六輕跑到雲林。這些都是選擇。鴻海和白海豚其實代表兩種社會價值，台灣四百年來皆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之中走過來，未來，我們一定要更懂得選擇之道。
【2010/07/23 聯合報】
[聯合投稿][國光案，看看謝蘇蔡差在哪兒？]
近來國光石化引發政壇人物關切，蘇貞昌與蔡英文皆表達反對立場，馬總統亦前往彰化關切。其實真正的政治人物，與其關切少數個案去留，不如建立負責的決策體制。
這次國光石化事件，蘇蔡兩人的反對立場，其實與陳水扁當年反核並無二致，這種行為，除了消耗社會運動的能量外，更是大開民主倒車，因為這種決策模式，是以政治人物的權力凌駕業者與地方居民，把利害當事人排除在決策圈外。
從歷史觀之，蘇蔡兩人對於環保的立場顯然相當搖擺，但在國光石化與中科爭議中，問題並不是出在他們是否從開發主義中覺醒，更嚴重的其實是他們對於「反對多元民主」的心態。
在他們擔任正副院長的任期中，兩人對環評中的民主決策程序皆感到相當不耐，動輒打壓草根人士參與決策。因此，蘇蔡如果真心對過去支持中科與國光石化的立場感到悔悟，應該要從建立多元的決策體系著手，而非又把決策權攬在自己手裡。
政府組織的改革需要時間，但在體制尚未改革之前，政治人物至少可以做到「多元審議」以及「提升問責」。一方面政治領袖應當建立審議的平台機制，針對國家發 展方向先行展開討論，並開放民間參與；另一方面，對於執行審查的機構如環評會、區委會等機構，必須給予職能上的尊重，虛心將這些機構的建議，作為國家發展 的風向球，類似吳揆的「白海豚會轉彎」說法，就是一種對問責機構職權的侵犯。
在國光石化案中，值得借鏡的是謝長廷院長的作法，在2005年謝長廷責成永續發展委員會評估台鋼與國光石化兩案，他並以永續會的決議為主體，裁定碳排放與 水資源必須要獲得妥善解決，政府才能支持該兩案。當時的謝長廷做到了「統合規劃」與「尊重審議機構」，跟後來的蘇貞昌、蔡英文、吳敦義以政治力催逼政府效 能的手法，可謂高下立判。
負責的政治人物，關切的是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不是為少數個案發聲；蘇蔡兩人反對國光石化，只說明了他們對於石化業的立場有所轉變，但我們更關心的是，這兩人的「反民主立場」是否有所轉變呢？
【2011/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