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與白海豚是民主的程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

話說最近有一些大快人心的環境爭議事件，聯合報系希望將這些環保訴求視為是對經濟開發的阻礙，所以寫了一些狗屁倒灶的文章，於是我投書去反駁，不過人家不刊..哈，那我就在此公布文章吧！

看鐵壁文章之前，請先看聯合報下方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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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閱讀貴報昨日社論「逼誰出走，鴻海還是白海豚？」，筆者深覺難以苟同，因而在此分享觀點。

該社論的觀點有二，一是認為「招商投資」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二是認為台灣不應該任由「二」來宰制「九十八」，換言之，少數的權益不應當影響多數人的發財夢。很可惜的是，這些敘述都與事實有所背離，作者也曲解了這兩件事情的本質。大埔與國光石化這兩項議題，除了資本家之外，其實真正應為負責的是國家的粗暴與無能；因為我們要求的，只是國家與企業遵守基本的遊戲規則而已，並非「二」與「九十八」之間確實存在矛盾。

其實在此案例中，二比九十八更值得保護，因為會在乎農地被徵收的農人，才是真正勤苦工作的農民；更何況，所謂的九十八，其實並不是真正的九十八，這很可能只是一種短期的民粹逐利現象，被地方發包工程、土地炒作者所把持。

以國光石化案來說，白海豚其實只是最表面的指標，真正的問題是國家與企業根本沒有守法的意圖。在整件投資案中，國家根本未能做好基本的規劃，明明中台灣的水資源已拉起警報，但水利署為了貫徹副總統與吳揆的指示，提出多項不負責的大量取水計畫，甚至違反規定徵調農業用水，可謂帶頭違法的範例。在國光石化的歷次環評中，環評委員已多次表達國光環評報告是「史上最爛」，甚至連顧問公司也承認品質有瑕疵；而環保署長要求興建的白海豚廊道，國光石化也以股東無法接受為由拒絕，由此可見開發單位沒有負起社會責任的想法，只想透過拉攏地方與中央政治人物，以最低廉成本逃避社會責任，但行政院仍要各部會違反專業倫理（例如要營建署停止將大城列為國家級濕地）力挺國光石化，這種失職又與扁政府何異？

而大埔的土地問題，亦是一種國家失職甚至成為加害者的事件。近來的許多大型發展計畫，地方政府都競相徵收農地以便提供資本家低廉土地成本，從中科四期的相思寮、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里，以及這次竹南基地的大埔，都在這種開發至上的氛圍中被犧牲。農民離開土地後所造成的社會公平問題，政府與企業並不關心，心中所想的就是變更地目後的龐大利益。

大埔與國光石化這兩件案子，其實是一個民主社會中最根本的「程序問題」，而非選項問題。這兩件公共議題背後的爭議，是弱勢者的聲音被刻意淹沒，企業未盡他們的社會責任，而只是躲在國家背後，讓政治人物以公權力代為擺平各項困難（環評、土地徵收），弱勢者面臨可能土地被徵收、環境被污染，他們求助無門，政府又棄法律為敝屣。土地徵收條例中開宗明義就提到「土地徵收需基於公共利益」，然而設立科學園區給廠商使用是否為公共利益？縣府於公告期限未滿即施加整地行為，是否又公然違反土地徵收法？而以國光石化來說，在地深受枯水之苦的農民，只要水利署一紙公文，就將他們的水權奪去一日三萬噸給國光，請問他們的權益有誰來保障呢？我們看到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用來保護環境與弱勢者的法律圍牆，被國家所帶頭推倒，只為了滿足短暫的需求，但是對於行為的後果全然採取漠視與盲目樂觀的態度。

這是個價值多元的年代，在公共議題中，沒有一個人可以片面決定何種路線是台灣「唯一的活路」，眾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充分平等的討論，讓更多國民可以理解每個決定的前因後果，如此民主的深度才得以展現。目前在大埔的案例中，表面上看來是一場98:2的戰爭，但其實不然，因為很多農民都是在資訊不明的情況下被地方政治人物連哄帶騙，遂被短期的徵收金所引誘。一年前的中科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初期許多農民對於土地徵收也抱持著人云亦云的態度，因此支持中科的聲浪很高，但是後來舉辦更多的深度討論後，農民瞭解自己有做選擇的權力，也瞭解可能的污染危害，反對中科的在地農民便急速增加了。

因此，請不要把問題簡化為「多數與少數的戰爭」，因為在建立起公平與深度的討論機制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多數。今天所謂的多數只是國家與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威脅利誘產生的假象；唯有先建立一個透明公正的民主平台，讓弱勢者可以真正發聲，我們才有資格談未來的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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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誰出走，鴻海還是白海豚？
【聯合報╱社論】

2010.07.23 02:39 am


深陷批評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問：「台灣是不是沒有我留下來的餘地？難道要逼我們出走？」在此同時，國光石化的環評也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影響了白海豚的廊道，生態人士反對逼白海豚出走。

台灣要逼誰出走？要逼走鴻海，或白海豚？難道多數台灣人都贊同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我們難道不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不論是勞工權益、生態或環保的主張，能否不被操作成反商仇富的社會偏見或政治口號？

資本家有可怕可惡者，如美國華爾街那批肥貓，掀起金融海嘯，吞噬了全球多少庶民的畢生血汗積蓄。但企業家也有可愛可敬者，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社會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經貿命脈與競爭力往往是靠幾個重要廠家維繫於不墜。

台灣的國際政經情勢極度嚴峻。我們要走向「經貿自由島」、建設為「亞太平台」；主要就是要招商募資，築巢引鳳，吸引台資、陸資、外資在台匯聚。然而，台灣雖要「走向世界」，但更重要的卻是「根留台灣」。因此，維持一定規模及品質的製造業尤其重要，因為有製造業才能保留獨特的技術優勢，且有製造業才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然而，招商設廠，尤其是製造業，難免會與勞工權益、區域社會情境及生態環境發生衝突或選擇的問題。以台灣而言，在「福爾摩沙」時代，可謂全島都是天然鹿苑，現在卻只在養殖場才看得到鹿；事實上，只要人類繼續在地球上存在，這類發展與保育的競合過程就不會停止，所以今天我們也才會面對白海豚的問題。

招商投資，當然絕不可付出不成比例的社會代價。但是，在台灣正以全球招商為國家中興政策之際，如果件件重大投資都要面對有此無彼的極端選擇的話，台灣還有多少發展的空間？要設生技園區，作家說那是台灣的肺；要設石化廠，生態人士說，別趕跑白海豚；要圈地設科技園區，廿四家農戶說要「死守農業」。這些爭議，見仁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大埔圈地事件，即使百分之九十八的農人贊成賣地，但情勢已由百分之二反對售地者主控。我們不願也無權評論兩方的是非曲直，只是想問：台灣的經濟政策是否將以這種「九十八比二法則」為準據？

回頭說到郭台銘，他在兩岸設廠，至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且勞動條件亦有優於法律規定及其他廠家之處。關於他在對岸廠區發生的種種爭議，恐怕大陸政治及社會的特殊因素才是主因；若謂郭台銘可以做得更好，應可期待（畢竟他加薪了），但若說他是「台灣之恥」，這卻不像是教授們會寫得出來的判決書。君不見大陸的日商工廠也有工潮，難道亦可用「日本之恥」概括？其實，郭台銘也是在西方主控的產業分工鏈中掙扎生存的企業家，他的代工所得僅佔上下游所得的二％而已；兩岸應以這種「二％代工」為恥，但若要數可以稱作「台灣之恥」的人物，不知那些教授們是以什麼排序挑上了郭台銘？

社會與企業家的關係，可謂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鴻海與白海豚這類的選擇，凸顯出企業責任與社會期待的競合關係。有些企業家深受社會嫌惡，如扁政府在二次金改中與財團的勾結，使人深惡痛絕；但是，對於那些正當經營、帶動發展、造福社會的企業家，社會亦應當給他們應有的施展空間，並給予支持與掌聲。

台灣如何起死回生，說到底，就是四個字：招商投資。若要再加一句話，就是：招商投資，將台灣建設為經貿自由島。倘若這樣的看法是對的，倘若這是台灣的活路；那麼，我們至少應給面對全球挑戰的企業家們一個平衡合理的評價，可以督促他們在勞動人權及環保生態上克盡社會責任，但不宜用「九十八比二法則」否定他們，也不要亂扣「台灣之恥」的帽子。

還記得趕走杜邦及拜耳的事嗎？扁政府時代的總統經濟顧問蕭萬長當時稱，那是外商來台投資的「喪鐘」。現在十餘年後「招商」的嬰兒又要臨盆，難道二％的噓聲會蓋過九十八％的掌聲？

鹿港不要杜邦，杜邦跑到中國；宜蘭不要六輕，六輕跑到雲林。這些都是選擇。鴻海和白海豚其實代表兩種社會價值，台灣四百年來皆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之中走過來，未來，我們一定要更懂得選擇之道。

【2010/07/23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