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2006年12月17日中國時報，是為了回應吳惠林與張鐵志兩位先生的文章所寫，原文位置在：
日前貴報刊登吳惠林教授的文章，文中以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作為例子，討論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孰先孰後的問題，翌日張鐵志先生亦對此做出回應。筆者以為張文的論述確實切中實情，擬在此多加補充。
一九七零年代的政治學界，還充斥著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亦即先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後才能達成民主化。因為當時的民主國家很少，同質性亦很高，也因此芝加哥學派大師傅萊德曼這一席話，今日雖貌似擁護威權統治，但在當時並不是驚世駭俗之語。
近年來隨著民主化的浪潮越形擴大，其研究素材大幅增加，現代化理論也遇到了若干侷限，經濟自由是否能引領國家走上政治自由，也開始出現了問號。就以智利為例，皮諾契特的統治末期出現了連續的流血暴動，國家也因而陷入動盪不安；知名學者Przeworski即認為如果沒有皮氏的威權統治，智利的經濟發展應該可以更好。此外，Przeworski在1991的著作「資本主義與國家」中也指出，許多獨裁政權都是由市場經濟中興起，因此經濟開放不代表政治就會自由。
話雖如此，但傅氏這種「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式的觀點，現在竟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顯學，很多中國學者拿中國與俄羅斯作為對比，認為俄國採行政經同時「一步到位」的改革，是現在俄羅斯發展不及中國的原因。近年更有新威權主義學者提出中國只需要法治，而不需要民主的政治主張，象徵著這種附和威權的思維在中國頗有市場。
姑且不論以十五年的時間評價現有的政治體系是否過於倉促；然而，沒有政治自由的市場經濟，必然造成分配上的不公。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貪污盛行，都與缺乏民主體制息息相關，而這些問題，都會給未來的政治改革投下不利變數。
排拒政治自由給中國政治帶來的另一層負面影響，則是民主價值的空洞化。近年來的研究紛紛顯示，多數中國大學生無意從事不能帶來高薪的社會與政治工作；而許多對中國中產階級的研究亦顯示，這些中產階級多對政治改革採保留態度。這也表示，市場經濟並不能自動產生捍衛民主價值的公民社會。
新威權主義常使用台灣做為例子，但正如張文所說，台灣的民主化不是光靠經濟發展就能自動完成；舉凡社會運動的投入、領導者的信念、國際的道德壓力，都是台灣民主化的重大推力。但即便如此，二零零零年若無連宋的分裂，台灣的民主化也難在本世紀初便告發生，可見越推遲民主改革，只會越增加民主改革的難度。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仰賴的是具體實踐，而非空中畫餅。
傅氏的理論，與很多新威權主義者一樣，都必須有「獨裁者是溫和理性」的哲君式前提才能成立。這些改良主義者在歷史上不是沒有，但總是可遇不可求；智利的皮諾契特、南斯拉夫的狄托，都曾試圖採取「市場開放、政治緊縮」的改良主義路線，但是往往人亡政息，無以為繼。其中智利在皮氏下台後，在各黨派的戮力合作下，尚能穩住民主的局面；但南斯拉夫則因為狄托任內拖延了民主改革，以至於在經濟崩潰時，國家無力緩解民族矛盾，因而造成了種族對立乃至屠殺的憾事。
南斯拉夫的種族惡鬥苦果，一直要到狄托死後二十年才真正爆發出來，現在口口聲聲支持新威權主義的中國學者，可曾真正思考過抗拒政治自由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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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A19/時論廣場 2006/12/14
獨裁者的經濟學分
【吳惠林】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國際人權日，戕害人權的智利前獨裁者皮 諾契特，卻在此日因心臟病逝世，享年九十一歲。死訊傳出，智利人 反應兩極，曾遭其迫害的民眾，在智利首都多處舉辦慶祝活動；另一 方面，也出現死忠支持者認為皮諾契特是智利的救星，因其讓國家免 受共產主義荼毒，而前英國首相、主導英國自由化政策的佘契爾夫人 ，也對皮諾契特的死亡表示十分難過。
也就在皮諾契特過世的前一天，一份民調數據印證智利人對其矛盾 的愛恨情結：受訪者中有四成五表示，皮諾契特是智利史上最偉大的 統治者之一，應以國葬厚待之；但另外五成五的受訪民眾卻認為，國 葬是對皮諾契特政權受害者的褻瀆。為何會有此種兩極化的反應？答 案就在「經濟」。
皮諾契特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左派政權， 其在位的十七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 濟成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
皮諾契特實施的政策可說符合自由經濟，舉凡撤除貿易管制、減少 政府干預、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開放民間承辦社會保險等等，與一 九八○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佘契爾夫人共同推動的政策異曲同工 、相互輝映。令人好奇的是，皮諾契特對經濟一竅不通，為何也會和 美、英兩國同步進行違背主流政策的經濟自由化？原來他充份授權給 一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們」（Chicago boys）的年輕技術官僚，讓 他們以智利作為實驗場。
顧名思義，「芝加哥小子們」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培育出來的。眾 所周知，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是全球自由經濟的大本營，以「芝加 哥學派」享譽全球。該學派最有名的領導人物是十一月十六日剛辭世 、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儘 管傅利曼本人並沒真正教導過這批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們」，但因傅 利曼曾訪問過智利，提供皮諾契特政府實施自由經濟點子，於是被世 人認定他幫皮諾契特發展經濟，鞏固其地位。
我們知道，皮諾契特的獨裁形象深入人心，他踐踏智利民主傳統， 被列為二十世紀拉美暴君的頭號人物。其政權暴行包括綁架、處決， 以及秘密集中營裏昏天暗地的酷刑淩辱等。他在位的十七年間，至少 有三千一百九十七人因政治理由遭殺害、三萬多人被迫害、無數人遭 非法禁錮、成千上萬人被迫流亡。
傅利曼也因此受到波及，在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宣布其獲獎至頒獎 典禮期間，都有聲勢浩蕩的抗議場面，並有不少德高望重專家公開指 責傅利曼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根本沒資格得獎。不過，皮諾契特或 因經濟改革而維持政權，但是他下台流亡海外，是否也是經濟發展了 ，導致人民有本錢爭取政治自由之故呢？
這其中隱涵著一個重要問題：軍事高壓統治下，經濟自由可行嗎？ 縱使可行且獲致良好成效，會不會使軍政權的壽命延長、甚至更好， 而剷除異己的恐怖行徑會更加嚴重？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可在傅利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 》這本名著第一章〈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中找到。該書 是傅利曼最有名的「入世」作品，若非要將這兩類自由排出優先順序 不可，而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此理論也 或可由智利和台灣自經濟自由過度到政治民主的事實得到印證。
那麼，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若會，「民 主中國」何時來到？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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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A19/時論廣場 2006/12/15
《觀念平台》兩種自由
【張鐵志】
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何者為優先？
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過世又讓許多人關心這個問題。這問題和台灣 尤其相關，因為智利和台灣的威權統治都被視為是威權有利於經濟發 展的重要佐證。
這也是昨日吳惠林教授在時論廣場〈獨裁者的經濟學分〉一文的主 要論點。他引用偉大經濟學者傅利曼的結論說，如果「目標是促進住 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更進一步，「如今我們更關切 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
我深信吳教授絕對是反對獨裁。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 的的主張，卻不免給予威權統治者（如他所關切的中國）鎮壓民主與 人權的正當性，且在學術的經驗分析上也有不少脆弱的假設。
首先，認為政治自由是好事，但主張經濟自由優先的人，是認為經 濟自由會進一步帶來政治自由。然而晚近政治學研究已經拒絕這種觀 點。經濟發展不一定會帶來民主；而民主化的動力是多重的。
以吳教授關心的智利來說，的確他們如吳教授所說是拉美的經濟模 範生，但在拉丁美洲發生民主化的不是只有智利，而是幾乎所有國家 。可見其非如吳教授所說是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民主化動力。 事實上，許多拉美威權體制的崩解不是由於經濟發展，而是經濟衰退 。關鍵是，不論是長期的經濟成長或是短期的經濟崩潰，獨裁者都不 會自動放棄政治權力。這可能有賴於政治菁英的鬥爭，但更必須有政 治異議者的勇氣與智慧，來組織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
台灣的經驗也是如此。雖然經濟的確在民主化之前開始起飛，但是 一方面民主化有其他動力（如本土化），二方面這些結構性矛盾（經 濟或族群）不會自動決定政治結果。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每一個關口， 反對運動的前仆後繼，其他社會力量的介入，以及威權統治者的回應 ，都決定民主化的進程。
再者，主張經濟自由優於政治自由的人預設後者會不利於前者。但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有人權和言論自由會對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或者 沒有政治自由的威權體制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民主體制雖然可能不如 威權體制的決策迅速（這是威權的唯一優勢），但卻可能由於更多的 討論而有更好決策品質，且由於政治菁英面臨選舉壓力，所以有更高 誘因提供好政策。
回到吳教授和我們都關心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問題，近來許 多對中國中產階層和企業家的研究，都證明他們在政治改革上的保守 性，而不是會爭取更多政治權利。
政治自由的犧牲不必然會換得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的獲得也不必 然帶來政治自由。要追求經濟自由和發展，需要的是好的政策與制度；而要獲得政治自由與民主唯一的道路，就是直接走向民主與自由， 而不是繞一條先經濟再政治自由的岔路──且在這條岔路上必須先丟棄尊嚴、人權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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